在8月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国政府宣布将采取环保、土地和金融政策等手段抑制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尴尬的是这些行业不仅涵盖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传统行业，甚至还包括了风电设备和多晶硅等新兴行业。
    从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抑制产能过剩的经验来看，通过行政指令来抑制产能过剩的效果并不显著，比如钢铁和水泥等行业已经成了多年的产能过剩 “钉子户”。更何况，在当前政府主导的基础实施投资仍然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也很难抑制住上游相关产业产能扩张的冲动。
    当然，对于产能过剩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于需求突然下滑导致的“产能相对过剩”是正常的经济现象，比如1997和2008年底两次金融危机时中国出口行业面临的产能过剩。但部分行业无视市场需求持续扩张产能而导致的 “产能绝对过剩”，则更多的是政府有形之手主导的非经济现象。这背后主要是由中央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扶持、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以及资源价格改革滞后等诸多非经济因素推动的。
    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是产能过剩的最直接诱因。比如，钢铁、有色金属、纺织和造船业等目前许多产能过剩的行业，今年年初中国政府都曾以“产业振兴计划”的形式大力扶持，而尽管产业振兴计划也要求要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产能，但在“振兴”二字的庇护下相关企业自然“有恃无恐”。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透露，目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亿吨，而今年以来钢铁业新开工项目仍同比增长20%左右；铝冶炼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5%左右。
    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对产能过剩的形成也“功不可没”。在地方政府层面，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投资中央政策支持的产业，既完成了“政治任务”又由于这些产业的优惠政策而使地方财政有利可图；从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往往存在竞争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也让重复建设比较严重，产能过剩也就不可避免。地方政府从过去的一起大炼钢铁和大造汽车，到现在的一起上马新能源。
    比如，中国风电产业和太阳能光伏产业等“朝阳产业”都迅速出现了产能过剩。以光伏产业为例，其上游原材料多晶硅的生产占整个产业链利润的50%左右，但在各地一哄而上的情况下，供需形势发生了逆转，多晶硅的价格从2008年的500美元/公斤年下降到了目前的70美元/公斤左右，这种“过山车式”的价格行情显然不利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任何投资都要面临最终消费需求的制约，而“产能绝对过剩”行业之所以敢于持续大规模投资，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政策保底”。比如，在去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采用了诸多行政手段来化解产能过剩，除了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外，还采取了国家收储的方式，收购过剩产业的产品，也采用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方式来激发需求。
    这种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之举虽然在短期内实现了“保增长”和“保就业”，而且通过政府财政补贴来刺激需求的做法也被其他国家采用，但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产能过剩行业大多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如果政府的救助计划也以国有企业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民营企业为核心，由此将导致不公平的优胜劣汰，比如在下乡产品的招标中就有明显的歧视中小民营企业的倾向。这也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即国有背景的产能过剩企业可以无所畏惧地生产，反正出事后有政府“扛”。
    虽然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经验证明了产业政策可以用来指导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但中国需要反思的是在目前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制下，产业政策的“真经”如何不被念歪，进而带来产能过剩的“恶之花”。如果中国政府还是依靠带有强烈“计划经济”色彩的产业政策来扶持或打压某个产业，而不是交给市场来决定，那么产能过剩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博弈中就难以得到有效抑制，从而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常态。（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